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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名赵志敏。生于1919年6月12日。大荔县埝桥乡黄家营村人。

　　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吧，赵好学从小就同自己的名字一样聪敏好学。十四岁那年，便考入蒲城尧山中学。1936年，由于他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与活动，被勒令离开学校。这年后季，赵好学又投考了同州师范学校继续学习。1937年冬，他父亲因欠债难还，为躲账投奔他乡，家中只留下年迈的祖父和身体孱弱的母亲，生活十分窘迫，再无力供他上学。

　　彼时的同州师范校园内，由于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影响，不少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冲破重重阻碍，北上投奔了当地人称为“红区”的陕北。赵好学由于平时耳濡目染，思想进步很大，他早就想学那些同学的样子，只是由于自己是父母的“独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现在，生活迫使他不得不做出他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选择

　　“到红区去。”。为了避免祖父、母亲的阻拦，他事前没有告诉家人，而是和联系好的几位同学一道，悄悄地背起行李，毅然奔赴“红区”陕北。

　　延安，这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城，到了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却焕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建立了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片神奇的黄土地上，科学进步的思想文化，民主新颖的生活方式，炽热奋进的战斗热情，造就出千千万万的栋梁之材。赵好学同志，也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受到了锻炼。他在给家中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这里太好了！一、同学们都是互相帮助的。那一个（同学）有了错误，便马上给（你）指出来，让你进步，每个同学不至于再走错误的路。二、从工作中去学习，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群众中去学习，把前人的经验运用到实际中去，这比以前无论那种（学习）方法都好。三、这里任何人想升官发财是不可能的。任何人（每月）都没有超过五块钱的津贴费。而我们（每人）每月只有一块钱的鞋袜费。四、（每天）吃小米饭、住窑洞、上山下沟等等。这样吃苦的生活，比在同州师范要好得多。我一定要为国家出力，为人民服务，为抗日奋斗……。”这些看似平常的言语，反映出赵好学同志思想上不平常的变化。从字里行间，不难使人体会到，紧张的学习中洋溢着团结向上的气息，艰苦的环境里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赵好学先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富县通讯学校、抗大第四大队等地学习。由于他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工作中表现出色，毕业时，不但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台机务工作人员，而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书信等，积极向远在家乡的朋友、同学谈论自己的心得体会，介绍“红区”的学习生活。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张醒民、忽因泰、贺才新等青年，也慕名投奔到“红区”陕北。

　　1939年秋天，赵好学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的伟大号召，从韩城东渡黄河，到晋察冀军区。一年以后，又到平西地区。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在工作中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并多次完成上级布置的紧急任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42年3月，赵好学又被调到更为艰苦的冀东军分区。

　　冀东军分区地处京东津北，属日寇占领区。这里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之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斗争，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几乎天天都有。但当上级给赵好学同志谈话以后，他二话没说，打起行李就出发了。在沿路各地党组织与革命群众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通过了敌人一道道-线，终于胜利地到达盘山根据地。5月下旬，日寇集中了不少兵力，准备又一次对盘山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上级决定将一部分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各村中。赵好学同志刚来不久，情况生疏，和一名叫顾立达的电台工作人员，被分配到蓟县至邦均的公路以南，由一名区干部带领着活动。日寇为了巩固它们所谓的“后方”，在扫荡中，对抗日的军民实行疯狂地搜捕与枪杀。赵好学他们为了不暴露目标，被迫在日伪军的空隙中不断转移。有时一天就换一个地方。

　　6月8日晚上，赵好学和顾立达同志，在那名区干部的带领下，趁着夜色的掩护，转移到一个叫五里庄的村子。9日晚上，他们仍然住在该村一个干部家中的藏身洞里，不料他们白天帮助房东劳动时，被村中的汉奸发现，报告了日寇。天亮前，日寇和伪军包围了村庄，用刺刀威逼着群众，一面挖他们藏身的洞子，一面从洞口向内喊话。洞内藏着的四个人，都抱定牺牲的决心，谁也没有吭气。但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地方干部小声说了几句话，先后出了洞子。敌人仍未停止挖洞，并逼着一个老百姓进洞来叫他们出去，那老乡还小声对他们俩人说，如果被抓走，村中还可以保出来。等那老乡出去后，赵好学和顾立达经过商量认为，在洞内是牺牲，出去后也是牺牲。虽然不能完全希望村中保释，但至少还可替那两个地方干部解脱一下。于是，他二人便出了洞。接着日伪军又从洞中挖出了那两个地方干部埋藏的手枪。敌人对他们进行了临时审问，赵好学和顾立达二人开始还欺骗敌人，说自己是老百姓，但敌人是有目的而来的，他二人的口音又不对，怎能就此善罢干休，便拷打那两个干部，并追问那两支手枪是谁的。赵好学和顾立达二人，为了掩护那两个地方干部，承认了自己是八路军。并说“这两个人是本村的老百姓，我们怕他二人暴露，硬逼着他们藏在洞里。那两支枪就是我二人的。”那两个地方干部得救了，而赵好学和顾立达两个同志却被敌人抓走了。

　　在日寇占领的蓟县县城的南街，有一个坐西向东的大院子，四周是七、八尺高的围墙，大门口戒备森严。这里是日寇的宪兵队，军、警、特人员出出进进，进大门走十多步远，左边是日-卫人员的驻地。穿过警卫人员的住房，再往里走五、六步远，就到了日寇关押犯人的拘留所。关人的房子是原来的一座仓库改建的，房顶是铁皮的，窗子已用厚木板钉死，只有从用方木条钉成的栅栏门缝中，才透进些许亮光来。警卫人员的房门口，无论白天和晚上，都有三个日本鬼子值班，凡是被关进来的“犯人”，活着出去的很少。

　　被日寇逮捕的赵好学和顾立达二同志，就关在这里。不知审问过多少次，但是敌人每次审问，他二人都是按商量好的口径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日寇通过翻译问讯。

　　“马勇。”赵好学为自己起了个假名。

　　“担任什么职务？”“文书。”“你们部队共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刚从西边过来，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盘山的军队都开往哪里去了？”“有往东的、有往西的，还有往南往北的。”“一块抓来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通讯员”。因为顾立达已承认自己是个刚干了两天的通讯员，赵好学用同一口径回答敌人。

　　“通讯员是干什么的？”日寇以为抓住了机要人员，因而问得非常仔细。

　　“工作很多，传话、扫地、跑腿、提水。”敌人听了以后，很是失望。

　　“……？”“……。”敌人又提出许多问题，赵好学却沉默了。恼羞成怒的敌人上来就是一顿拳脚或鞭子。但这对赵好学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每次审问，除了给赵好学身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伤痕外，敌人总是得不到一点有用的东西。阴森森的审讯室里虽然摆满了许多非人的刑具，但那只能摧残一个革命战士的身躯，却无法摧毁他们的钢铁意志。

　　被关押的人员不断地变换着。这时除赵好学和顾立达二人外，还有四个人，一个叫芦广元，一个叫王文华，另外便是板桥乡的卜小冬爷孙俩。爷爷已年过八旬，孙子二十多岁，脚被打坏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敌人近期来对赵、顾二同志既未处决，又未审问。

　　前几天，鬼子抓来一个姓宋的，曾和大家谈到逃跑的问题，可惜还未来得及商量，那姓宋的在一次审讯后再未回来。但逃跑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赵好学的心头。时间长了一点，大家彼此有些了解后，赵好学向大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芦广元、王文华二人都不很积极。原来，这二人虽然熟悉城内的地形，但都存有侥幸心里。那姓芦的对赵好学同志说：“你二人是被定了的（指非死不可），当然愿意跑，我们还希望被保出去。”直到多天后无人来保，他二人才动了心。赵好学同志又当场保证说：“出了这门上院墙时，我在下边把你们先扶上去，最后再拉我，就是敌人发觉了，也是牺牲我一个。”赵好学的话更加坚定了大家的决心。在谈论出城的路线时，芦、王二人说跟上他们就行了。赵好学仍不放心，曾私下再三叮咛顾立达说：“出去以后，我们两还是要一个人跟上他们一个人，不然，就跑不出城去。出院墙时，我第一个先托他们一个人，第二个就托你。第三个再托他们一个人，最后拉我，我们一个跟他们一个往外跑。”

　　敌人防范是相当严密的，赵好学他们的越狱行动在极为小心谨慎的情况下，暗暗地进行着。

　　最初的办法是在墙上打个洞，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墙里面又是砖砌的。他们虽然干了大半夜，只不过挖去了墙上一层土皮。天快亮时，芦广元和王文华二人害怕了。赵好学同志鼓励他们说：“别怕，如果鬼子发现后，就说是我一个干的，与其他人无关。”接着他将挖下的土撒在自己铺位垫的草下边，又小心翼翼地用垫草将挖过的痕迹遮掩起来。这一天，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幸好鬼子没有发现。

　　墙上挖洞的办法不行了，他们又在门上想办法。那姓芦的力大，他想用手掰开栅栏门上的方木条子，结果，因木条子很结实，既拉不开，又掰不断，而且声音很大，容易引起卫兵的注意。于是，又决定在锁子上打主意。

　　拘留所的栅栏门上，有两把铁锁，一把大的锁在门的下部，一把小的锁在门的旁边。他们试着用脚蹬着门，手拉着铁锁子往后用力，结果，锁子被拉开了。大家心中不由得一阵乱跳，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又照原样锁好。

　　隔一天后，到了7月9日，日本鬼子不知要搞什么行动。从外边拉来了不少民夫和车辆。晚上就住在宪兵队的院子里。人声、畜声纷纷杂杂。傍晚天气阴沉沉的，接着，又下了大雨。赵好学他们认为这是一极好的机会，决定立即行动。他们先拉开了两把锁，刚准备拉门出去，却发生了一个情况。原来，板桥乡的卜小冬爷孙俩，是无法跑出去了。这时见其他人要走，小冬的爷爷拉着赵好学等人的手，老泪纵横，难舍难分。卜小冬见情况紧急，便对他爷爷说：“你别哭了，他们能逃命，就快让他们走吧。如果能逃活命，还可给咱们家中捎个信。”赵好学等人安慰了爷孙几句，便悄然无声地出了门。等爬到墙根下，第一个先将芦广元托上墙，接着便是顾立达。赵好学又招呼他们先走一步，二人便跳下墙去。第三个将王文华托了上去。王上墙后，转身来拉赵好学，但因墙高够不到，王文华又放下一条旧毛巾，谁知赵好学的脚刚离地，那旧毛巾却断了，无奈只好叫赵好学绕到北边，从那根大木头上往上爬，他自己先跳下墙躲了起来。

　　赵好学同志一个多月以来，在敌人的折磨下，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刚才帮助其他三人上墙，已累得气喘嘘嘘，在王文华拉他上墙时，又因毛巾断掉摔了一跤，腰腿疼的厉害。但为了逃出鬼子的魔窟，他只得咬紧牙关，挣扎着从那根木头上爬到了墙头。但等他下了墙以后，其他人都已不见了。

　　天黑得不见五指，轰隆的雷声此起彼伏，大雨好象瓢泼一样。赵好学拖着沉重的双腿，凭借着从芦、王二人谈话中听到的一点印象，以及被押进城时的模糊记忆，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跌倒了再爬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竟让他撞到了城墙边。他一阵心喜，靠在城墙上喘了口气，但就这思想上稍一松劲，如针扎似的疼痛立刻向他袭来，他不由自主地坐在地上。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心中一阵模糊。

　　这时，卜小冬爷孙俩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忽而又化成了自己的爷爷和母亲，又化成了战友和同志……。一阵风吹来，使他打了个寒襟，头脑清醒了许多。“不能松劲，不能停止，一定要逃出去，给小冬家中捎信，给被敌人杀害的同志和乡亲们报仇。”这样想着他浑身又来了力气，扶着墙站了起来，顺城墙摸索着。终于，不知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挖下的一串脚窝被他摸到了，他顺着这串脚窝爬上了城墙。现在只要下到墙根，淌过护城河，冲进庄稼地，就有成功的希望了。

　　一夜的大雨，护城河水严重暴涨，两岸的土垅也被雨水浸透了。就在赵好学同志手抓河岸向下溜时，那土岸再也负不住他的身体而塌了下去，赵好学同志也随着掉进了浑浊的护城河水。他再也无力爬起来了。

　　第二天中午，人们在蓟县城门外的桥洞下，发现了被水冲来的赵好学同志的尸体。后来，由几位老百姓打捞起来，掩埋在不远的无名坟地中。

　　赵好学同志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这条路坎坷不平，布满荆棘。可是，他全然不怕这些，跌倒了又爬起来，仍继续默默地但却是勇敢地一直往前走着，走着……一直走到耗尽了他最后力气的时刻。但正是这条洒下他鲜血和汗水的路，把他那平凡的名字和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没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曾多次派人调查走访，了解情况，把他的事迹整理上报。1972年3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赵好学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