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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耘，又名志明，字亦农，号熙若，后改为奚若。陕西朝邑(今属陕西大荔)人。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上海中国公学读书，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井勿幕见他积极肯干，就派他赴日本购买军火。张接受任务到日本后得知，购买军火不难，难的是运抵上海躲不过口岸检查。他即折返上海了解过关办法，找到门路正拟再赴日本，武昌起义爆发，朋友们劝他快回陕西组织响应。他绕道一个多月回到西安，西安起义早已成功，被委任为军政府参议。1912年初，张受井勿幕指派前往汉口，与黄兴建立直接联系。行至河南淅川被清军逮捕，关押在南阳监狱两月有余，受尽了折磨。他机智地将井勿幕给黄兴的亲笔信烧掉，使清军查无实据，终获释放。此时，他目睹革命果实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中国的现状比辛亥革命前并没有改变多少，便决定出洋游学，于1913年8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和社会科学，先后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1920年10月，张学成回国。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民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办好教育。为此，他于1921年3月至1924年冬，先后到英、法、德、意等国考察。1925年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主要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当时，对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和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社会上有两种看法。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也有人坚持“中国本位文化”。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指出“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危险的。他提出，吸收西方文化为“今日的所急需”，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可放弃”，“民族自信心不可动摇”；“盲目的保守固然不对，随便乱化也是笑话”。这种见解和主张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实在是难得的。张不赞成“全盘西化”，还体现在对他自己子女的教育上。他教育子女，从培养他们对祖国文化的感情入手，从小学就严格要求儿女诵读诗、词、歌、赋，到初中以后才教他们学外文。他常对友人说，过早的让孩子接触西洋文化，容易使他们脚下无根，成人以后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于国家民族既无益处，于己也不会有什么幸福。

　　张在教学中除教学生以知识外，特别重视教学生懂得应该如何做人。他说，孔孟之言，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孔子说：“正人必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孟子提出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也称得上做人的真理。1932年6月，在清华大学四年级举行毕业典礼时，他致词提出了0希望：第一点是奋斗。他指出，你们毕业了，但社会还是复杂的、黑暗的，在学校所学得的书本知识是不能应付裕如的，会遇到许多的压迫和阻碍，但我们有自己的宗旨和正义，不能屈服，要坚持奋斗。第二点是续学。他说，学无止境，尽管在校时学习成绩很好，到社会上运用时就感到不足了，而且学术是与时俱进的，所以要继续学习，追求进步。第0是耐劳。他说：“我希望你们出校之后，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把个人的享受看轻点。”

　　抗日战争时期，张随校迁出北平，任西南联大教授。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尖锐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蒋介石大为恼火，长时间按铃警告，要他中止发言。他不予理睬，坚持把要讲的话讲完，然后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抗战胜利后，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张应学生联合会之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门前草坪上，作题为《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的讲演，率先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提出“废除--，取消个人-”的要求。他的讲演赢得了广大青年和知识界人士的热烈拥护。1947年，北平爆发了爱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破孩”的--。张加入了爱国青年学生的队伍，和他们并肩战斗。国民党政府加紧对人民的-，大肆逮捕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张同朱自清、许德珩等13位著名学者、教授联合发表宣言，要求政府“保障-”，释放被捕学生。为发扬民主人士闻一多的爱国主义精神，1947年7月16日，他在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会上激昂慷慨地说：“谁能像你绝对地鄙视‘明哲保身’哲学，而将‘威武不屈’的精神发挥到顶点，为民族争光，为懦夫增耻。”表明了他对闻一多精神的敬仰。1948年6月，张和朱自清、吴晗等110位知名教授拒绝购买国民党当局配售的平价美国面粉，表现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

　　1949年6月15日，张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担任以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为任务的第六小组组员。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征集条例时，他认为居安不能忘危，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为国歌之词；当有人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时，张认为应当把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人民共和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再出现一次，以免重复。”他的意见受到与会代表们的赞同和支持。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张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出席，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满腔热忱地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他身居高位，为政清廉，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重大成就都使他欢欣鼓舞。同时，对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也从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7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张对中共执政以来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归结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接过这四句话，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毛泽东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82页)“文革”中，他对林彪、--集团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曾拒绝与造反派头目一起出席接待外宾的会议。1973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