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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我尚在渭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读书。在一个晚自习的时间里，我在学校阅览室里读到了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鲁迅研究》上刊登的《〈呐喊〉〈彷徨〉综论》，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抓住了我,也就是这次阅读，王富仁的名字深深的刻在我的脑子里。从此，我开始了35年的追寻。

　　1985年7月，我从渭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大荔师范学校当老师，心里盘算着怎么能和王老师建立联系，直到1986年，我才以邮购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下称《镜子》）为由，得到了他一封简短的回信，意思是说他手头没有书了，无法寄我。当时我一边工作，一般挤时间读点鲁迅方面的著作（包括研究著作），也更关注王老师的研究成果，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找机会拜访王老师的想法。但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的普通教师，想找个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根本不可能。1992年的《中国青年报》举办“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大意）的答题竞赛，“说明”里说，如果参赛单位获得了“组织全优奖”，有关人就可以到北京参加颁奖仪式。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这个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学校的团委书记）。于是我组织全校的青年团员参加答题活动，按时把一千多份答卷寄给《中国青年报》报社。能不能得奖？我真没有把握。真是天助我也，机缘就是那么巧，我们学校竟然真的获得了“组织全优奖”。我拿着获奖通知，找到校长李诚杰老师，要求去北京领奖。我顺利而如期地到了北京，团中央把会议安排在港澳中心，短短颁奖仪式结束后，有几天在北京闲逛的时间。我先到鲁迅博物馆拜访了王世家先生（第一次见）、又拜访了周海婴先生（第一次见），也到天安门广场一游，最后就是想办法拜访到王富仁老师。

　　王世家先生只知道王老师住在北师大，至于电话号码、居住楼号等一概不知。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了北师大，到处打听，从一个修鞋的师傅那里知道了老师住宅的大概位置。我就在楼下徘徊，逢人便问，终于一位路过的长者指给我说：“这个单元里好像有一个中文系的”。此楼共5层，王老师住那一层？我根据自己的判断从顶层开始找，可是到了顶层，是左边住户还是右边的住户？还是闹不清。我无法判断、却添了勇气。率性选了一户径直敲门，门打开。开门人问我找谁？我说我找王富仁，回答说：“我就是王富仁”。我算是第一次见到了王老师，这跟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间隔了7个年头。记得王老师在谈话中对我有所鼓励，也对鲁迅研究、中国文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着说着，他起身到书房，拿出两本书赠我，一本是《文化与文艺》，另一本正是我寻购多年而不得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1993年，陕西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通知说，将举行一次纪念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希望会员写文章，我和李寅虎合写了一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过程论析》。文章写成打印出来后，寄给王老师一份，希望得到他的指正。过不多久，在王老师的回信中出乎意料说我们的文章已经编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年的第4期。这个好消息，令我们非常激动，真不相信幸运就这样降临。要知道，当时能发表文章，是多么大的满足！何况是在重量级的刊物上。2000年，我们学校鼓励教师以各种方式出外进修，年轻的教师多选择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班，有的直奔硕士学位。我反顾自己，外语基础很差，恶补也无益，加之感到在读书学习研究思考中遇到了瓶颈，最终选择到北京师范大学王老师门下进修。

　　一个西北边远地区普通中等师范学校里普通的语文老师，想到北京师范大学这样全国一流的高校里随王老师这样的著名学者、教授、博导进修，当是一总奢望。然而王老师满足了我的心愿。2000年9月至2001年7月，我是在北师大随王老师求学度过的。这一年里，王老师名下的进修生有4名，我之外还有锦州的周景雷、延吉的邹志远、鲁迅文学院的张天芒。这一年里，我是在远离家乡、家庭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度过的，已年近中年的我饱受着身处异地的孤独、无助和贫困，是王老师的热忱和真诚，搭救了我！我当时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多遇见王老师、多一些机会聆听他讲课、辅导或聊天。除了每周一次听他的课外（当时他给北师大的老年大学讲中国传统文化），我总设法踅摸到王老师跟前“蹭学”。初算下来，我除了每周听一次课（近一年大概听课三十多次），还在不同场合接触、请教三十来次。

　　2003年，得知王老师到汕头大学任终身教授，既为王老师骄傲，也感到北京对我的吸引力打了折扣，而对汕头有了注意和兴趣。2004年夏，我和杜绪生校长到东莞出差，便中绕道到汕头大学看望王老师。我们在汕头大学的招待所住了一夜，和王老师吃了一顿饭，饭中饮酒，酒后作别。我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伤感，看着王老师渐为老迈的体态，想到从此分别不知何时再见的无奈，心里很不是滋味。自从2001年之后，我和王老师的联系主要是通电话，每每我的读书学习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有了什么心得，不由自主地想到向王老师请教和汇报。一根电话线，联着我和老师，距离虽遥远，而问学时常发生。

　　王老师门下的正宗学生多多，却不拒绝我这位王门边上的求教者，这是老师的无私、高尚和伟大，也是我的荣幸。他向我施教的方式之一，就是每每出版新著，都不忘记送我一本。自他打出“新国学”的旗帜后，《新国学研究》从第1辑至第13辑，我总是如愿获赠，在第9辑里还刊登了我的《张奚若年谱稿初编》。再往前溯，除了前面提到的《镜子》和《文化与文艺》外，他后来每每出版的著作都不忘送我一本。如《王富仁序跋集》（3卷本）、《古老的回声》、《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文艺的复兴》、《端木蕻良小说集》、《先驱者的形象》、《解读语文》、《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语文教学与文学》、《中国文艺的复兴》、《〈雷雨〉导读》、《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说说我自己》、《呓语集》、《蝉声与牛声》、《中国需要鲁迅》等我都荣幸获赠。自然，作为学生，我从王老师处求学的主要方式，除了煲电话请教之外，就是反复阅读和揣摩老师著作的微言大义，由此还不失时机的补买一些王老师的著作，如《现代作家新论》、《灵魂的挣扎》、《鲁迅纵横观》（译著）、《闻一多作品欣赏》、《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内容，我先是在《鲁迅研究月刊》的连载中一期不拉读完的，但出版了单行本后怎么也买不到。2001年6月当我在北师大进修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师大中文系大楼的地下室里发现此书有售，就不客气的一次性买了5、6本，且直接捧着这摞书到王老师家里让他一一签赠（赠给我结业回陕西后想赠送的朋友），王老师一一照办，还笑着说：你掏钱，我落人情。

　　2013年8月，西北大学举办单演义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纪念活动，王老师也把我列入参会者。我又一次见到了王老师，且在会前会后有幸陪了王老师好几天，最终还和渭南师范学院的白建西、任葆华两位教授协同运作，成功的请老师到渭南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中国现代文化里的四个伟人”的专题报告，他以孙中山、胡适、毛泽东、鲁迅四位伟人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可替代无法复制的历史文化贡献有力论证了其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2016年某月，我与老师电话中知道他患病了。从此，再不敢轻易给王老师打电话。2016年9月，我到北京301医院看望老师，他精神尚好，只是不再吸烟，床头放着好几本摊开的书，谈话中表示化疗结束后还要回汕头大学继续上课。对于病，他似乎很淡定，说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而已。但肇磊悄悄告诉，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了。我极愿意把“晚期”理解为“中晚期”，更不由自主地把“中晚期”换算为“中期”。我预想以王老师豁达乐观的性格、强壮的身体底子和尚未完工的学术牵挂，他的生命总可以支撑四、五年吧。我打算在今年7、8月份到绍兴参观，然后到汕头看望老师，谁想到5月2日下午，他竟往生了。我因家事无法到北京吊唁，便以个人名义拟了一副挽联传给刘殿祥兄，托他转致治丧委员会。挽联如下：热爱真理，学问根植中国大地，精辟见解有外溢；热爱学生，育人深扣世道人心，苦心教诲含慈悲。2016年5月3日下午，我突遭父丧之伤；2017年5月2日下午，我再遭师丧之痛！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力。王老师的遽然离世，警示我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无常和时间的紧迫，假如从此刻算起我有幸挣得一个80岁的寿数，也只剩余25年的时光。活到50多岁时长的感觉只是匆匆一瞬间，那走完剩余的25年，也只有可怜的“半瞬间”了。如今，王老师的形体消失了，但他的“神”永在！我不用思念他，因为他苍凉雄辩的声音就在耳畔、他亲切和蔼的笑貌就在眼前、他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就在我手边。想起了鲁迅的教导：得赶快做！

               

                                  　　　　　　　　　　　　　　　　　　　　　　　　2017年5月11日 草成于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

张学义，男，1963年出生，陕西省大荔县人。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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