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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9月，党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负责指导陕甘宁边区工作。当时中央对处于和平环境下的陕甘宁边区党政工作作出了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求边区先行先试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

　　1941年至1944年，任弼时多次在边区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地方党政机关抓经济建设工作要“发扬创造性”，努力推进中央经济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在边区更好地实现创造性落实。

　　如何正确对待“大胆创造”

　　任弼时动员大家要大胆创造，勇于“发扬创造性”，“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指出只要这种大胆创造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是群众需要的、是适合于边区建设利益的都要大力支持，要容许犯错、容许失败。

　　为什么要容许犯错？他指出，“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方面的工作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尚未走上正确的轨道，有些缺点错误因为我们还缺乏经验是难于免除的”，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也正表示我们是在发展当中，它们是发展中的产物”。为什么要容许失败？他指出，很多创造性工作都是经过了失败的过程才逐渐发现一些规律走上正轨的。他特地列举了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为落实发展公营经济的方针，许多机关开办了工厂，但大体上都是先赔本的，因为赔了本受了教训，才会想方法改进，逐渐使其走上正轨进入获利期。再一个是组织群众办综合性合作社，起初是简单地、机械地按照规章办事，办得群众都不愿意参加，卖的东西也不比商店便宜，最后发现真正合乎群众需要的是像延安县南区合作社那样的形式。

　　同时，任弼时明确指出要“按照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大胆创造，坚决反对“大胆”地走偏方向。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先后发表讲话。毛泽东指出，“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批评在经济建设工作中“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任弼时赞同并进一步重申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指出“像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样”，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建设重工业，这种“大胆”创造就是不搞详细调查研究，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要坚决反对。

　　如何把握“发扬创造性”的实质

　　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总结1943年边区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有一段内容是专门从方法论上论述的：边区的干部、党员以至于群众，对经济建设中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经过去年的实践，应当说是有了很多的经验，现在，要使他们对于经济建设中的金融、贸易、财政及民间自给工业等类问题，也能如农业生产一样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们就必然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办法，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发扬创造性”的实质就是努力创造新办法实现创造性落实。

　　什么叫新办法？正是任弼时1941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求确保完成中央下达的外运销盐这项艰巨任务时所提到的“先进的合理的办法”。他提出产盐中的交通运输问题，强调“这项工作要靠我们政府和党去很好地组织。我们的同志要用先进的合理的办法做给老百姓看，起模范作用，推动群众干”。

　　当组织群众驮盐运动成为边区各级党政机关抓经济建设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后，各地如何创造新办法抓落实一直备受任弼时关注。后来他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高度表扬了一些地方在组织群众驮盐运动中创造的“先进的合理的办法”。比如延安县创造了“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的新办法来组织群众运输队，既落实了“公私兼顾”的中央经济建设工作方针，又增强了一般运输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运输力。他举例该县成效明显的杨家岭运输队，过去大车载重不过900斤，驮骡载重不过一百五六十斤，现在大车载重提高到1300至1500斤，驮骡载重则提高到200斤至220斤。

　　如何探寻“发扬创造性”的有效路径

　　任弼时指出，“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告诉大家“发扬创造性”实现创造性落实一定要围绕“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去探寻有效路径。

　　在他总结给出的要求边区地方党政机关落实的有效路径中，都突出强调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这一探寻路径的根本方法。

　　一是把中央指导制订的边区经济建设计划变为边区群众的计划。一方面，“按照各县各区各乡不同的具体情况规定出该县该区该乡执行这个计划的具体的办法”；另一方面，把这个计划以及具体办法“在群众面前进行很好的解释工作，使他们拥护这个计划，自愿为这个计划的实现而行动起来，也就是说把领导机关的计划变为群众的计划”。比如中央要求普遍发展边区变工队，首先就应当使群众认识这种变工队可以调剂劳动力、调剂耕牛、增加粮食生产等好处，使他们乐意来采用这个办法。

　　二是集合群众的经验与智慧来研究解决落实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任弼时说：“随着边区生产的发展，就产生许多新的需待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我们过去对这些建设中的新问题是缺乏经验，只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以学习的态度与群众联系，集合群众的经验与智慧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新发生的问题。

　　三是及时总结推广群众首创的经验。任弼时指出，“在生产建设的运动中，一定会有许多努力生产和富有创造性的模范者在群众中涌现”，在工作总结时要善于发现、推广这些模范者首创的经验教训，并依靠这些模范者来推动面上工作的创造性落实。他指出：“去年（1943年）劳动英雄大会总结了合作劳动的经验，今年经过党的领导和各地劳动英雄们的推动，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

　　如何提高干部的创造能力

　　“干部决定一切”，“我们上级党部必须培养我们的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任弼时认为要“发扬创造性”，关键在于边区各级党委要培养和提高干部的创造能力，努力打造出新时局下“富于创造能力”的干部队伍。

　　在他看来，干部的创造能力主要体现在创造思维和创造实践两个方面，“生产建设是繁重的工作，同时又是最实际的工作，不但要用脑子去考虑问题，而且要用手用脚去改变事物”。其中提及一项重要的创造能力就是创造的精准度，富于创造能力的干部在创造过程中能做到“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因此要求干部努力做到“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需要处理时，能够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为了提高边区干部队伍在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整体创造能力，除了培养、训练等常规办法，任弼时亦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比如要拓宽视野，不拘一格地从群众中挑选富有生产经验和创造能力的人才充实到各类干部队伍，推举出可以担任公办的纺纱或织布厂的办厂干部、农村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等。又比如在奖励优秀的经济建设工作干部时，增加“有创造能力”这一评选条件，激励广大干部善创造、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