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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养源，字资琛。陕西韩城人。早年毕业于陕西第一师范学堂优级班。有近十年教书经历。在韩城初小教书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向群众宣传-，反对军阀混战；在延长县高小任教时结识了杨虎城，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活有很大影响；任韩城高小教育主任时，正值“五卅”惨案发生，陕西省学联也因军人打伤学生而发起声讨军阀吴新田的运动，他不顾守旧校长的阻止，召集学生开会声援，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1927年春，苏到西安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工作，认识了中共党员刘伯坚和宣侠父。1928年秋去河南，在方振武部任参谋和战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河南日报》。曾向方振武建议“武装民众”。1929年末，经焦易堂介绍，到南京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秘书。一年后，又经胡汉民推荐，被派作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当时杨虎城主陕，苏深得杨的信任和器重。名为办理“党务”，实则赞助杨虎城开展各种进步活动。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和对进步势力的镇压，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为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排工作，帮助其隐蔽，继续活动。一年后，因工作掣肘而辞职，不久又回到杨虎城部。这时苏的思想已发生飞跃，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遂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接受中共交给的一些任务，如为进步青年介绍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等。经他营救脱险的就有近百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师长、中共党员许权中潜回陕西，经他掩护，在韩城隐蔽，避过了被抓捕的危险。

　　西安事变中，苏坚决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代表十七路军参加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任该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1937年冬，侵华日军占据晋南，陕西的韩城、合阳、朝邑一带成为抗战前线。经主持陕政的孙蔚如同意，苏自告奋勇到合阳当县长。赴任时，他约了几位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一起去，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县政府任秘书、科长，或推荐到合阳中学教书。在此期间，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李兴中领导的第一七七师，联络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发动群众，做抗击日军的准备。经苏和李兴中协商，由县府和一七七师出面办了一个沿河各县学生军训大队，给抗日救亡培养骨干。他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办了一期“青训班”，这批青年中有不少人后来奔赴陕甘宁边区；还组建武装民众自卫队，自兼大队长。合阳一时形成抗战热潮，民主气氛相当浓厚。群众称他为“抗日县长”，称合阳为“小边区”，而国民党当局则说合阳“-了”。1938年6月蒋鼎文接替孙蔚如主陕。随着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具体办法的贯彻，合阳形势逆转，苏遭到国民党的怀疑和破孩，遂愤而离职回家。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继续破孩，他在家未作久留，又到孙蔚如领导的第四集团军任参议和政治教官，并由孙保荐担任集团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委员、书记长，但未被国民党当局批准。部队当时正在中条山和日军鏖战，苏或亲赴前线，或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慰问将士，鼓励士气；还冒险化装潜入运城，策动伪军戚文平部反正。这支反正部队即后来孔从洲带领的新三十五师。

　　1941年，苏被选为韩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遂离开部队回韩城任职。从此，他以参议会为讲坛，宣传民主，反对-，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为解决韩城历史上遗留的田赋畸重问题，他赴西安，据理力争，终于获准减轻韩城人民的负担。他还抵制了陕西省第八(大荔)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坚忍要各县制备寿屏为其-和为了-陕甘宁边区要各县集资修筑白宜公路等做法，深得群众拥护；但也更加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企图将他杀害。但慑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而没有下手。

　　1947年10月1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韩城。事前，苏做过策反国民党乡长王殿英的工作，给游击队送去炮兵望远镜和《韩城县志》等急需品。韩城一解放，他代解放军草拟《安民告示》，建议商会给战士们筹办鞋袜被服。几天后，国民党军队反扑，他跟随解放-移，进入解放区。后又只身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48年5月，苏到延安，在电台广播声明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呼吁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事和边区政府委员。

　　西安解放后，苏在杨明轩领导下，恢复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委员，负责机关日常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苏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起，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农业(农林)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1974年5月15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