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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48年3月党中央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这13年岁月，被称为“延安时期”。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以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和为民务实的使命担当，使这块平凡的黄土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武装斗争的统帅部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验区，也使中国由黑暗走向光明。

        中国为何能够由黑暗走向光明，第一，就是因为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1、  “北上抗日就是要到陕北去”

      抗日救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1935年9月22日，红军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位于甘肃岷县南部，今属宕昌县）一座关帝庙里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他首先回顾了长征的历程，认为：“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轰炸，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伟大的胜利！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要北上抗日。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在会上，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9月23日，红军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速行军北上，9月27日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当天，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当时的新情况，中央决定，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从此，西北苏区将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

        9月28日，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做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发言，他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他号召说：“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勇前进！”

        在向陕北前进的途中，红军指战员常常可以看到陕北红军的标语，知道快到西北苏区了，因而情绪高昂，盼望看到刘志丹的红军。正是在这时，他们与刘志丹派来接应的陕北红军不期而遇，这些来接应的当地红军，很快当起了陕甘支队的向导。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今吴起县城）。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征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并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2、为了理想而牺牲的群众领袖——刘志丹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作战。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奉命担任侧翼部队。3月31日，刘志丹率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兴县境内，并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横扫黑峪口、康宁镇之敌。4月13日，在接到军委关于：“消灭三交镇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的命令后，他亲自观察地形，仔细分析敌情，严密部署战斗。第二天，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边区，人们无不伤心悲痛，大家都非常惋惜和想念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和他们心目中亲密无比的“老刘”。习仲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敬爱的刘志丹同志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陇东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同志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6年4月23日，周恩来亲切慰问了刘志丹的家属。第二天，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追悼大会，数千名群众到会沉痛悼念刘志丹。在悼词中，周恩来高度评价刘志丹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一个月后，为了纪念刘志丹，中央决定把他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943年，毛泽东亲笔写了“刘志丹将军墓”的碑志。并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称赞他“忠心耿耿为党为民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

       毛泽东也曾回忆说，刚到陕北，在对情况还不了解的时候，却发现当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由此坚信刘志丹等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970年3月26日，在北京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周恩来称赞刘志丹在当地人民中具有崇高的声望和威信，并深情地回忆道：“我和他东征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个瞎子看不见，跑到窑洞里，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973年6月，周恩来在陪同越南领导人到延安访问时，曾反复叮嘱当地的负责人：“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

        3、“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纷纷要求奔赴抗日最前线，主动担负民族救亡的历史责任。当时，在延安住院治疗的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袁国平就是请战者中的其中一员。他恳请党中央能派他去抗战前线，认为自己更适合战地生活，并重申了“愿为中华民族之生存捐躯疆场，死而无憾”的志向，立下了“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的誓言。

       1938年4月，袁国平带领5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过艰难跋涉，顺利到达安徽新四军军部。到任后，他依据中央要求，对全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部暑，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他高举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大江南北游击战争的有效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顺利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遭到了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突然袭击。英勇抗战七昼夜后，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遇难。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剩余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几个小时后，当袁国平被战友们发现时，已经血肉模糊，不能行走，他示意大家赶快走，不要管他。但战士们怎么也不肯丢下自己的首长，坚持用树枝扎成的担架抬着他走。敌人很快发现了他们，密集的子弹飞来，抬担架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接着又抬，又倒下……。见此情景，袁国平赶紧叫停。他挣扎着起身，断断续续地对身边战士们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出去一个是一个，否则一个都出不去。”他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七块大洋，让战士们替他交党费。乘人不备，袁国平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战士们震惊了，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几天前，袁政委在做战斗动员时曾铿锵有力地宣誓：“如果我们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为了不当俘虏，为了不连累战友，时年35岁的袁国平，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

        袁国平牺牲后，战友们把他的遗体委托给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刘奎后，便陆续突围了。刘奎把袁国平的遗体安葬在一个老木匠家的坟地里，向这个老木匠告知了袁国平的真实身份，并叮嘱千万别让人知道。老人一直严守看这个秘密，并坚持扫墓和祭拜。直到临终前，他才将实情透露给自己的老伴，要求她“等新四军回来，一定要报告部队”。

        1949年4月，解放军开进芜湖，老太太终于找到部队并报告了具体情况。经由刘奎确认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1955年6月19日，袁国平的遗骸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与项英和周子昆两位战友墓地相邻。

        1956年，袁国平的遗孀、经历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邱一涵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给儿子袁振威两句话：一是不要将父亲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簿上；二是忘记社会上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

        袁国平选择了为信仰而奋斗到底，并不惜抛家舍子，流血牺牲。他要把“所讲的一切真理见诸行动，言行一致地为未来的新中国的创造而服务”。无论是抗战岁月，还是当今社会，我们都需要一大批袁国平这样的革命家。这种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高度奉献，是对理想信念的绝对忠诚和无畏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