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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先后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他协同彭德怀、贺龙等指挥战斗，夙兴夜寐、忘我工作，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他带领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展生产、减租查租、整军练兵，全面加强边区建设，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1945年12月，习仲勋在西北局联席会议上提出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五大任务：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加紧整军练兵；开展文教工作；发展民主建设；切实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会后，西北局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一九四六年边区工作的任务》的指示，指出“保卫边区，进一步巩固与建设边区，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仍为目前的总方针”，“努力发展生产增加边区财富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指示中要求继续加紧备战工作，“各部队应充分利用冬季及生产间隙，集中力量，整军练兵，切实改进政治工作”，提高部队作战技术。（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陕西回眸》（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

　　为发展边区生产，习仲勋1946年5月13日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六项措施：（一）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要增产粮食；（三）坚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五）合作社问题，以小型为主，以群众需要自己办起来的为主；（六）发展工业，建设工业。（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6页。）经过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加上1946年夏秋雨水较足，当年全边区的粮食、棉花生产都获得了好收成。生产运动的开展，使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陕甘宁边区处在战争的严重威胁之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习仲勋积极组织边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的各项准备。6月30日，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动员与组织边区军民开展战备活动，一切服从于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地消灭来犯之敌。7月8日，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发表讲话，集中回答了边区要不要备战、有没有时间备战、什么是当前的备战中心、边区的前途等问题，提出了边区备战的三项中心工作：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后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加强整训民兵。（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第59页。）8月28日，习仲勋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警惕保卫边区》，要求“边区军民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一刻不放松地增强自己的自卫力量”（《解放日报》1946年8月28日。），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为保卫边区、保卫秋收、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奋斗。

　　10月1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研究陕甘宁边区备战工作，决定将边区工作重点立即转移到自卫战争的轨道上来，建议边区政府确定战时政府工作方针和任务。10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三届二次会议，认为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是目前边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会议号召全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在习仲勋和西北局领导下，边区全面进行战备动员，随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后，习仲勋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组织陕甘宁边区力量，全力接应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当时三五九旅历经血战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与巩德芳领导的陕南游击队会师，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三五九旅的围攻，习仲勋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南线出击，以新四旅为左翼兵团，从长武、彬县间出击；以警三旅七团及五团一部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出击；以警一旅组成若干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钳制迷惑敌人。8月29日，三五九旅左纵队与警三旅会师于镇远县之屯字镇。9月8日，三五九旅右纵队七一七团抵达庆阳与该旅主力会合。9月20日，尾追三五九旅的国民党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向驻守刘家大山峁和枣林的警三旅部发起攻击。警三旅奋起反击，将敌击退。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胜利完成接应任务。此次南线出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迅速突然的动作，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不仅胜利地接应了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之麟游山区开展了工作，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为边区战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在接应三五九旅返回边区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于7月26日至9月2日连续9次给习仲勋写信，要求他做好接应王震部返回边区的一切工作。这既反映了毛泽东对三五九旅的关注，也显示了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赏识与信任。习仲勋回忆说：“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习仲勋文集》上卷，第433页。）

　　1946年10月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北线的横山起义，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习仲勋发动组织的一次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习仲勋说：横山起义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景铎将军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李凤权：《横山起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945年10月，党中央指示西北局设立国军工作部，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习仲勋立即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确定把陕甘宁边区北线作为统战工作重点，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加强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按照习仲勋的部署，西北局围绕促成和策应胡景铎起义，1946年夏从绥德到横山县波罗堡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经习仲勋介绍，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局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三、魏茂臣等人入党。与此同时，由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的40多名军政干部，秘密派进胡景铎部，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开展的这几项工作，为横山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指示习仲勋：在胡宗南大举进攻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准备北线战役，用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林）横（山）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参见李凤权：《横山起义》，第2页。）习仲勋于7月1日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工作，以策应横山起义。8月下旬，习仲勋向毛泽东呈递了关于北线战役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回信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10月13日凌晨，北线战役打响，胡景铎率部在波罗堡等地起义。至21日，攻克响水堡，北线战役胜利结束。5000余国民党军官兵在胡景铎率领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了无定河以南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为陕甘宁边区军民以后作战取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起义部队经过整训，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这支部队在后来进军大西北的时候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高度评价了横山起义的重要意义。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已经“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12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胡景铎和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时说：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8页。）。

　　二、协同彭德怀指挥陕甘宁边区保卫战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习仲勋和彭德怀一起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在4个多月时间里，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等战役的胜利，歼敌4个旅部、13个团、2个保安总队共计2.6万余人，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期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共有96份。电文起始称谓或文尾署名都是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报中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947年2月，为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各支部队，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习仲勋和张宗逊率部出击陇东、激战西华池之后，奉命从西线转到南线布防，准备进行延安保卫战。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在南线向延安发起猛烈进攻，延安保卫战打响。习仲勋和张宗逊指挥部队经三日激战，予敌重大杀伤，并阻其于麻子街、马坊一线，胡宗南“三天之内占领延安”的企图破灭。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陕甘宁边区境内所有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0页。）。彭德怀、习仲勋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要求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特长袭击敌人。延安保卫战从3月13日至19日坚持了7天7夜，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消灭蒋胡军5200余人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对延安的进攻，掩护在延安的机关、学校、医院安全撤离，群众顺利疏散。

　　在党中央、毛泽东撤离延安后的45天里，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人，粉碎了国民党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企图，稳定了西北战局，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0页。）5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习仲勋发表讲话，号召“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习仲勋文集》上卷，第63—64页。）

为结合战争实践加强部队建设，彭德怀、习仲勋利用战争间隙对部队进行整训，开展军事民主和政治民主，“司令部着重检讨战术技术”，“政治部着重检讨战时政治工作”，并对“如何动员党的支部”“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如何选举战斗英雄，建立各种互助小组”提出具体要求，强调“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即是使部队战斗一次进步一次的有效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4页。）在指挥蟠龙镇战斗间隙，彭德怀、习仲勋召开“火线诸葛亮会”，调动指战员群策群力、献计献策。这是在战斗中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创造，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并在全军推广。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写道：“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

　　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集团鏖战之际，青海马步芳及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集团趁机侵入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和陇东分区。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习仲勋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出师陇东，进行为期19天的陇东战役，消灭国民党军步、骑兵两个整团，歼敌4300余人，予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收复了环县、曲子及庆阳、合水以西广大地区，突破了国民党军80公里防线，为日后向西北发展打开了缺口。随后又发动三边战役，7月初三边分区全境收复。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共中央前委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扩大会议。为加强西北战场，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小河会议决定西北局回后方工作，会后习仲勋与贺龙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西北野战军作战。

　　在陕甘宁边区保卫战最艰苦的时期，习仲勋协同彭德怀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领导西北野战兵团与数倍于己、装备优良的敌军展开殊死决战。数十年后他在回忆这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时，很少谈到自己，而是高度评价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和他并肩战斗的彭德怀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彭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十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迹似地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习仲勋文集》上卷，第588—589页。）

　　三、经略后方，全力支援前线作战

　　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告别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前线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和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既要负责后方党、政、军、民各方面繁重的工作，还要参与西北野战军的重要决策。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习仲勋领导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实现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习仲勋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林伯渠任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工合作，精诚团结。他们或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的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每当西北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之时，习仲勋就指示当地地下党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搜集情报，瓦解国民党军和基层政权，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习仲勋带领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着陕甘宁边区保卫战的胜利，在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二千人次，支援牲畜一百四十七万八千头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余万石、柴草一亿二千万多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了军。”（《习仲勋文集》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9页。）广大人民群众还主动为解放军带路送信，探听敌情，而对国民党军队则实行坚壁清野，封锁消息，使敌人一进入边区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