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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谱写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长征的胜利使党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习仲勋作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虽然没有亲自参加长征，但他参与创建和发展西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围剿”作战，有力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参与创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历经艰险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保卫中国革命大本营建立了不朽功勋。

　　创建与发展西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围剿”作战，策应了南方红军的长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不畏白色恐怖，置生死于度外，响应党的号召，在西北地区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

　　青年时代的习仲勋，立志要救民于水火。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不顾失去双亲的悲痛，冒着深入敌营的危险，遵照中共武字区组织指示，打入长武县国民党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利用营委书记的身份在进步士兵中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党组织，肩负起领导兵运工作的主要责任。

　　1932年4月，乘部队在陕甘两地换防之机，习仲勋组织发动了著名的“两当兵变”，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虽然起义部队在北进途中遭遇埋伏，受到挫折，但“两当兵变”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播下了革命火种，以此为起点，甘肃境内先后爆发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革命风暴。

　　1933年3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习仲勋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作为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习仲勋负责对20多支游击队进行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他坚决遣散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连续取得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胜利，照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地区跨越近百里。

　　1933年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习仲勋和特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了独立领导陕甘边斗争的重任。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危急关头，习仲勋在照金的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会议研究决定，要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把抗日义勇军、各地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连续粉碎敌人多次“围剿”，使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获得转机。

　　照金失守后，习仲勋带队转战陕甘边。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1934年2月，国民党调集正规军和各地方民团，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在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然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反“围剿”斗争。至5月底，陕甘边红军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军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进攻。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与敌周旋。当时习仲勋留守南梁，肩负起了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1935年春，当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之时，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共4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时称第二次“围剿”。进攻的重点目标是陕甘边根据地所在地——南梁。敌人还采取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妄图消灭陕甘边区红军。

　　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先打敌高桂滋防线，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与敌展开作战，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并派出小分队袭扰，在老爷岭地区迟滞敌人一个月之久。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进的形势下，按照西北工委的指示，习仲勋组织群众撤离南梁。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西北红军经历大小10余战，连战皆捷，俘敌2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今陕西省子长县）、靖边、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6座县城，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陕甘根据地由此形成。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南方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企图是“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所以蒋介石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调集薛岳、胡宗南等部大军，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照金失守后，习仲勋带队转战陕甘边。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1934年2月，国民党调集正规军和各地方民团，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在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然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反“围剿”斗争。至5月底，陕甘边红军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军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进攻。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与敌周旋。当时习仲勋留守南梁，肩负起了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1935年春，当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之时，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共4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时称第二次“围剿”。进攻的重点目标是陕甘边根据地所在地——南梁。敌人还采取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妄图消灭陕甘边区红军。

　　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先打敌高桂滋防线，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与敌展开作战，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并派出小分队袭扰，在老爷岭地区迟滞敌人一个月之久。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进的形势下，按照西北工委的指示，习仲勋组织群众撤离南梁。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西北红军经历大小10余战，连战皆捷，俘敌2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今陕西省子长县）、靖边、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6座县城，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陕甘根据地由此形成。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南方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企图是“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所以蒋介石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调集薛岳、胡宗南等部大军，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习仲勋任分区地委书记，而这时陕甘苏区蓬勃发展，西北红军英勇作战，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队。阎锡山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中指出：“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面对西北红军的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发展，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七个师，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的军队，总兵力达15万人，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延安、甘泉等地给国民党军以重创。

　　西北红军的不断壮大和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使国民党调集大量军队对西北红军进行“围剿”。西北红军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指挥下进行英勇顽强的反“围剿”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集中兵力“围剿”南方红军，在客观上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与创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历经长征艰险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稳固的落脚点

　　1934年，中国革命正处于最低潮，全国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但这一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在革命的危急时刻，陕甘边成为红星照耀的地方，竖起了各路红军落脚的航标。

　　自踏上征途那天起，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就成为党中央和红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选择一个合适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关系党和红军的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在长征途中，党中央曾先后选择了湘西、川黔边、川西北等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但都没能实现，直到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才站稳了脚跟。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在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习仲勋呕心沥血，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习仲勋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照金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

　　1933年3月，习仲勋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后，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使陕甘边区的游击运动扩大起来。

　　在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习仲勋与陕甘边区负责人深入山寨，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的高潮，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发展到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正如习仲勋后来所说：“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照金苏区的不断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和恼怒，调集重兵对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照金苏区面临严重危机之际，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的前途进行了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动人民群众，又有利于发挥游击作战的特点，且能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呢？经过深思熟虑，陕甘边区领导人提出了在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

　　在照金苏区留守的习仲勋根据组织安排，赴南梁参与创建新苏区的工作。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健全了当地的农民组织。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今甘肃省庆城县）、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和中部（今陕西省黄陵县）等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选举成立了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月28日，陕甘边区特委重新恢复，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7月，陕甘边区特委做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对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土地革命、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任务，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大庙（老爷庙）里召开，一百多名各界代表热烈讨论根据地建设的各项重大问题。习仲勋是主持人之一，为大会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会议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习仲勋发表施政纲领，号召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

　　习仲勋作为陕甘边区的领导人，在群众工作、政权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在根据地建设实践中，陕甘边根据地党组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些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完备，也非常符合陕甘边区的实际，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

　　1935年春，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西北工委，习仲勋任委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陕甘边区的工作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甘苏区，对根据地造成严重危害。习仲勋对这些“左”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奋力批评和抵制。

　　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习仲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935年秋，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直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中，陕甘党政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创建、捍卫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习仲勋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甚至被错误“肃反”，他都能忍辱负重，以革命大局为重，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经过艰苦卓绝长征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

　　迎接红军胜利会师，保卫革命大本营

　　蓬勃发展的陕甘苏区成为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最早到达陕甘地区的是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陕西保安县永宁山。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去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的同时，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原属岷县，后属宕昌县）。在这里，党中央从报纸上得知陕甘苏区正处于蓬勃发展之势，所以决定向陕甘地区开进。9月27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将台堡地区（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后，立即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决定实行战略转变。提出“目前陕甘苏区党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当时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甘苏区，但是仍然面临一些实际困难。首先，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军主力尚未集中，陕甘红军还有待进一步壮大；其次，陕甘苏区虽经过发展已经比较稳固，但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部队给养困难，扩军不易；再次，陕甘苏区周围的敌情仍比较严重，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西有甘肃、宁夏的国民党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部，南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陕甘苏区被四面包围。

　　为巩固扩大陕甘苏区，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东征，解除东面的威胁，打通抗日前进的道路。同时，向南进行巩固。在红军东征之时，习仲勋被派往陕甘苏区南端的关中特区工作。关中地区物产、人口条件都比较优越，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那里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驻守，敌人力量较强，红军发展比较困难。因为地处陕甘苏区最南端，所以关中特区被称为陕甘苏区的“南大门”。习仲勋到关中后，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他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保卫苏区的“南大门”。为此，习仲勋进行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他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了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一些偏差。

　　1936年4月，国民党东北军以11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关中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率大部武装转移，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

　　5月，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征的漫漫征途。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和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在环县工作仅两个月，便迅速打开了局面。他深入乡村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团结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习仲勋还以大量精力投入群众武装的组织领导，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警卫队；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三个区游击队，多数乡、村还成立起自卫军、赤卫队，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1936年9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恢复特委工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并主持组建了党、政、军、群等组织机构，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在习仲勋的主持领导下，关中特委积极整理扩大游击队；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尽可能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且在开辟敌后新苏区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关中特区“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国民党的战略重镇西安”，为保卫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