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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                                                                        王天平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70多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尽心竭力为群众谋利益，积极探索和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被誉为 “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本文主要从习仲勋同志群众观的形成过程，实践活动和理论观点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习仲勋群众观的形成过程

　　习仲勋群众观的形成从萌芽、初步形成、丰富和发展、成熟、历练和坚守到辉煌时期，经历了六个阶段。

　　1.群众观的萌芽时期。从1922年上小学至1928年因“三师”学潮被捕入狱，是习仲勋群众观的萌芽时期。还在幼年时，他常听父亲讲述胡景翼、张义安率部起义，为老百姓除暴安良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形成了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性格。此外，生活于一个勤劳和谐家庭中的习仲勋，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受益匪浅。劳动人民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优良品德，使幼年的习仲勋深受影响。

这时期他的群众观主要表现为对心目中为民造福的英雄的敬重和羡慕，对先辈的善良品行的效仿，对民间文化传说中抑恶扬善、打富济贫、针砭朝弊、为民请命的英雄的崇敬和向往。

　　2.群众观的初步形成时期。从1928年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为习仲勋群众观的形成时期。“两当兵暴”失败后，刘志丹帮习仲勋分析，认为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根据地是主要原因，建议他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这时他的群众观点便有了比较清晰的脉络，这就是以发动群众为基础，成立群众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这个阶段，他的群众观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建立根据地，而根据地要站稳脚跟，必须发动群众，赢得群众的支持。根据地必须远离敌人统治中心，这样便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必须成立苏维埃政府，必须建立廉洁政府，有效行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

　　3.群众观的丰富和发展时期。1935年10月下旬至新中国建立，为习仲勋群众观的丰富和发展时期。其间，他先后任关中特委、绥德地委、西北局书记。这时期他的群众观形成并进入丰富和发展时期，主要是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思想以及中央政策方针的影响。

　　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报告。报告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进行了批评，纠正了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1）这个报告对群众的范围作了界定，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划在群众范围之内，完全符合习仲勋的思想认识。

　　1936年习仲勋在赴关中前夕，周恩来专门约他谈话：党派你去关中特区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2）周恩来把发动群众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位，使他对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年9月下旬，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约见习仲勋，宣布调他到关中任特委书记，继而叮嘱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甲长、联保主任。”（3）这个谈话使他进一步明确了群众工作的范围。

　　这一时期习仲勋的群众观主要体现在：对当前形势下的群众的范围有了明晰的界定，除了普通的群众，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民团团长、伪保长、伪甲长；群众工作在政府工作中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做群众工作的关键是发展生产，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做好群众工作重在发动群众，从群众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干部的作风问题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环节。

　　4.群众观的成熟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1962年9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蒙受不白之冤，为习仲勋群众观的成熟时期，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领导并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在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在生活上关心群众疾苦，敢于反映基层群众的真实情况。

　　5.群众观的历练和坚守时期。1962年10月至1978年4月为习仲勋群众观的历练和坚守时期。主要表现为：拜群众为师，始终和劳动人民工作生活在一起，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忍辱坚守，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

　　6.群众观的辉煌时期。从1978年4月至2002年因病逝世，为习仲勋群众观的辉煌时期。主要表现为：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勇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开展整风运动；为了尽快缩小和港澳的差距，支持群众进行边境贸易活动，大胆向中央要权，创办经济特区；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发现并推广典型经验；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研，重视群众来信来访，诚恳接受群众批评。

　　二、习仲勋群众观的实践活动

　　1.早期主要表现在斗争地主、开仓济民，动员、号召、组织群众参加进步活动。

在童年的时候，由于相继爆发了胡景翼、张义安、邓宝珊等兵变活动，他的家乡为靖国军管辖，一些有益于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方略得以推行。老百姓向往和欢迎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进行社会变革。习仲勋“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性格从此开始形成。”（4）1926年5月，学校有组织地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他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拿上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以鸡毛传贴形式进行串连。一次在上官村大庙集中了五十多名农民，习仲勋和几名学生随严木三（教师）做宣传演讲，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5）

　　2.初步形成时期主要表现在开展群众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和农会组织，给农民分配土地，处理群众间的矛盾纠纷。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具体困难，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1931年10月上旬，他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1933年，习仲勋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工作，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土地分配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军队、新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6）1934年11月，红26军第42师成立。习仲勋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农民组织。同年，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有效地行使了领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证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发行了边区政府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执行情况。

　　3.在丰富和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理论上有了比较明确的群众观点。以群众为中心，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根据群众实际，积极向中央建议，修改完善政策。

　　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他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意见。1936年习仲勋到关中后，即纠正执行土地问题上的偏差。在此期间党组织对他做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总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他自己的事情。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当作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7）在主政绥德期间。他要求工作人员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1944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他讲话指出：要把屁股端端正正的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他还结合绥德地区实际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52万人民群众服务。

　　1947年10月，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其时，习仲勋主政西北局。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左”倾现象。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成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少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在新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打地主、打干部。在十二月的杨家沟会议期间，他如实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根据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来年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指出：“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地主的过‘左’偏向。1948年1月4日，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汇报：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的高，群众不满意。其次是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的问题。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8%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

　　4.成熟时期主要表现在，形成了以群众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政权建设上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力，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8）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选择了陕西省长安县作为建政工作的试点。至1951年底，西北局各省及西安市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初步建立起了人民政权。

　　在长安县的建政试点中，他分析了长安县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封建势力未被打倒，恶霸依然存在，零散土匪在某些地方时出时没，特务分子利用农村群众没有组织起来的空隙，逃潜在乡下农村。农村的部分群众，还未完全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政策，还抱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农村情况，“常常不懂得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甚至把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合政策、原则，结果脱离了群众”，更增加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隔膜。他特别提醒各级干部，“一定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 （9）

　　在巩固和发展西北统一战线工作中，他认为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最重要的首先是民族问题。习仲勋在1950年底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关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的帮助群众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并且绝不能放松”。（10）毛泽东很快把这份报告转发给各大区负责人参考。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和中共西北局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11）在领导和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方面主要体现在分门别类搞好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发动和依靠工人农民发展经济。

　　在作风建设上，习仲勋同志教育党员干部树立宗旨意识，执行群众路线，并适时开展整风运动。

　　5. 历练和坚守时期挂职副厂长和流放期间，他坚持下车间，向工人师傅学习劳动技能，老老实实的拜群众为师，自始至终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以个人身份力所能及地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在“文革”遭劫，遭受无休止批斗期间，他忍辱坚守，不断磨练意志，同时，深切地体会到普通群众的善良和对自己的保护。他笃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为党内出了坏人，运动状况是暂时的，他坚持锻炼身体，随时准备承担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继续以顽强的意志坚持锻炼身体，读书学习，和工人群众生活在一起，关心职工的生活困难。靠造反起家的工厂负责人，当时负责监管他的郭永太，开始时对习仲勋态度傲慢，不时流露出造反派习气。习仲勋经常给他讲道理，教育他好好做人，好好做事。郭永太立场逐步发生变化，很快与造反派分道扬镳。

　　这个时期，他的群众观主要实践活动就是向工人群众学习、请教，在生活上关心困难职工。日常生活中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对于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个别人员也进行教育，使其站到正确路线上来。

　　6.辉煌时期主要表现在，深入群众，身体力行地了解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据此制定政策。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在中央政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敢于先行先试，并及时推广经验。为了缩小粤港间的群众生活差距，大胆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到中央工作后仍心系群众，经常下乡调研，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

　　1978年6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地、市委书记会议。他讲话指出：广东农业上不去，带来一系列问题。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有的生产队竟规定农民个人养鸭子不能成群，养两只是社会主义，养3只就成了资本主义，超过了就要受到批判，这都是错误的认识。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会后，他就来到宝安县调研。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上，看到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习仲勋认为，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随后，省委批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小额贸易也在逐步扩大。

　　在对待群众的批评方面，习仲勋以无比宽阔的胸怀，诚恳地接受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提出的尖锐批评。1978年9月，这名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勋“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是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习仲勋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又十分坦然，把这封批评信印发各地、市委和县委。惠阳地委对照检查了在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1980年春，习仲勋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田都大幅增加，解决了吃饭问题。于是，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的部分“三靠队”，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习仲勋始终尊重群众的实践创新，对群众不批不压不硬扭。

　　在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后经中央批准定为经济特区。

　　到中央工作后，习仲勋一如既往关心群众的生活，时刻维护群众利益。1983年，坚决纠正了北京市宣武区红南路的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大院附近农田被践踏的问题。

　　1985年，习仲勋在江西，逐步调查解决了革命老区发展产业、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问题。

　　三、习仲勋群众观的主要理论观点

　　密切联系群众，置身于工人、农民之中，是习仲勋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渭北、西北苏区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他常说：“在群众中最安全。”（12）我们的干部如果对群众不好，是要挨扁担的！

1999年国庆前夕，中央特邀他参加国庆五十年大典。当晚，习仲勋对江泽民说，您看，这个盛况、这种场面，充分显示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在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70多年实践中，习仲勋把党的群众路线具体化，形成了独到的理论观点：“一切为了群众”就是为了基本群众和困难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是要依靠基本群众，绝大多数群众。“从群众中来”就是要相信群众有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最正确办法，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找到这个办法，并上升为解决群众问题的政策，再变为党的正确主张，从而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3）

　　他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在群众观点上，他提出“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谓群众观点，就是立场和方法问题”，“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在群众立场上，他提出要把个人恩怨和人民群众利益分开，和群众在一起“就像鱼回到水里”，“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在群众工作方法上，提出要对群众“掏心窝”，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向群众学习上，要始终与群众平等相处，要坚守共产党人的承诺。这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