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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承章，字子谦，大荔县步昌乡上鲁坡村人。生于1901年2月，故取乳名正吉。地下工作时曾化名纪朝纲、李戊寅。是最早在县内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子谦出身于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以坐馆授徒为业，因而从幼年起，就受到较为严格的教育。在长辈们那种超乎寻常的要求之下，他既熟读了一般学童学习的《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和《朱子家训》等常规启蒙读物，还痛下功夫攻读了《四书》、《五经》中的许多篇章。在中国传统的“忠孝义节”思想影响之下，他不仅把先贤们“读书致用，内而正心修身，外而齐家治国”的格言做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而且对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处于临危之际，能够舍身成仁，决不背义偷生”的忠贞之士如文天祥、史可法、江天一等十分崇尚，衷心地赞扬这些志士仁人的死是“重于泰山，死得其所，虽死犹荣”，誓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取其贤者而效之”。为了达到这个誓愿，他学习非常刻苦，“口诵心维，岂因寒暑而有间；格物穷理，不为精深而灰心。”1920年秋，李子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朝邑县南寨子高等小学，考取了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昔日的同州府，是陕西省一座历史名城，素被誉为“三秦机辅”、“东府重镇”，时为关中平原东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早在1924年，即由陕西辛亥名士尚镇圭、寇胜孚等倡导设立于此的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亦是当时关中东部的最高学府，校内的政治气氛较为活跃。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为抵制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巴黎和会上街-，痛打-贼，火烧赵家楼。就在事件发生后的两三天，即由朝邑籍旅京学子张学翰将消息传回母校，在师范学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迅速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和-，热情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等到李子谦跨进师范学校的大门时，五四-在校内激起的波澜，从表面上看来，已经是风平浪静。而运动中所提倡的反帝反封建与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文化，却犹如一股强劲的潜流，在学校中涌动回环。那时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陕西旅京学子创办的刊物《共进》和进步杂志《向导》等，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流传至学校，在进步学生中相互传阅。李子谦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眼光渐由三尺小课桌移向社会大舞台，人生的追求目标也由昔日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转变为“对外抵制列强侮辱，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反对-统治，提倡民主自由”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

　　在一篇题为《欲索回旅顺、大连宜以永久之毅力》的文章中，李子谦以满怀忧患之情写道：“观我国现时之大势，外则列强鹰瞵虎视，内则同胞操-戟。变乱相寻，情甚岌岌。诚为危机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他愤然斥责世界列强的卑劣行径，是“视吾人如鱼肉，恃兵力以要挟，逞野蛮以侵吞，凡可横施于我国者，无不唯力是视。”“是吾国不共戴天之世仇，思之让人怒目切齿，愤欲忘生。”他热情呼吁“我四万万同胞，宜振奋精神，淬励志气，同心协力，休戚与共。壮国家势力，做外交之后盾。牺牲现在所有，图谋将来利益。誓死力争之心，为国流血之志，一日不可懈怠。”

　　在《-感言》一文中，李子谦痛斥国内之军阀，是“恃武力夺大位，置国事于不顾，率领部下，同室操戈。闾阎之涂炭，兵士之惨伤，岂有关心者哉？”讥讽那些达官贵人为“盗虚声音，自外观之，衣冠楚楚，威仪抑抑，巍巍乎世界之伟人也！然使之胜大任，筹良策，谋民生之幸福，跻国家于富强，则无一是举，动错施非，失时误事。”

　　面对当时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军阀-统治，子谦在《论个人之权利》的文章中凛然坦言：“国家隶属于-体制之下，唯以强权用事，鲜能循夫公理，岂有个-利可言？而个人之权利不能发挥，将何以去报答社会？”他呼吁“国家之当权者，应尽力提倡个人之权利，使我之生命财产操我手中，若不违背公理，他人不得干涉。”他在文章中以自己丰富的想象描述理想中社会应是“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个人的长处得以发挥，思想灵敏者竭力发明，必能让社会日新月异；文思丰富者论古讨今，定可明历史公是公非；善经营者，应让其按专长挑选职业；欲择邻者，可让他觅其爱与之相处；由是技术精长者可畅其所长；思虑高深者必登峰造极；业愈精者则利愈厚，苦愈大者则报愈丰，孰不乐乎？大家为寻自立，图个人之幸福；勇往直前，期社会之进步。”

　　李子谦由于思想进步，待人诚恳和成绩优良，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极有威望，进入师范学校的第二年，便被选进学生自治会。他与张汉泉等学生自治会领导一起，积极组织同学们交流思想谈论时局，参加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声援外埠的民主进步学潮。学校的政治空气为之一振。

　　1924年夏收前，因校当局压制学生的民主建议，省立第二师范学生自治会在校教导主任田恒山的支持下组织同学们举行-斗争。校当局对此事恼羞成怒，将李子谦、张汉泉等五名学生会领导成员开除出校。

　　李子谦的父亲是个老学究，对儿子所取得的优良学习成绩感到十分欣慰，而对子谦经常参加课外的政治活动却很反感。这次子谦被师范学校开除，父亲心中更是生气，多天都不理他。后来在亲友的劝说之下，父亲才同意子谦到西安甲种农业技术学校植棉科继续学习，但却在经济上加以限制。

　　甲种农业技术学校校长赵葆华是陕西早期的共产党员，校内政治气氛活跃。为了能多读几本进步书籍，子谦想方设法对本就不多的伙食进行“克扣”。即使这样，还是经常在经济上发生拮据。因此，在入校后的第二学期，子谦就利用节假日期间经人介绍到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等地做些抄写工作，以便挣得些许笔资，用来补充拉下的经济饥荒。那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筹建不久的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内的主要工作人员魏野畴、刘含初都是共产党员。李子谦在这里不仅可以接触到许多进步书籍，更是直接处于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感触他们对时事的议论，聆听他们对局势的看法，思想认识较前变得更加深刻。

　　1925年，一名叫汤德的政客由白水县调任朝邑县知事。为了报答上司栽培自己的恩隆，该汤下车伊始，便急不可待地向县内各商号摊派税捐六仟大洋，用作孝敬上司的礼物；为了向大荔驻军头目麻振武献媚，该汤还硬是把朝邑县每月给麻军的粮秣支应，由原来的四仟大洋激增至一万二仟大洋。为了搜刮到这些数目，汤德不仅别出心裁地向全县百姓实行预征，还差派了许多爪牙下乡催收，若谁稍有不满情绪或反抗行为，即被绳拴、鞭苔、戴枷、-。虽然彼时还处在1925年（民国一十四年），但各项税捐已预征到了1928年（民国十七年）。县内部分绅士也曾争执抗议，但预征款项终未能免。无力完纳的穷苦百姓，更是被逼得卖儿鬻女逃亡上吊。

　　目睹家乡父老遭此凄惨之苦，李子谦心绪难以平静。在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内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以《朝邑通讯》为题，于1925年11月27日出版的中共陕西机关刊物《西安评论》第25期上撰文，揭露汤德在朝邑的罪恶行径，子谦的这篇文章，文笔犀利，语言辛辣，锋芒直指-制度。文章中，子谦将汤德不择手段的敛财行为讥讽为“该令之创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官僚们敢于如此贪横无忌的原因，是其背后有军阀做靠山。他们那刮地皮的伎俩，再加上最有力的武人做后盾，真是如虎添翼。”子谦在文章中，诚恳地敦促“陕西之政治当局及关心人民改造社会的仁人志士，应当注意给人民以实力的援助。”他奋笔疾呼家乡民众理就“穷极思变，急起自救，同求自身之解放”，满腔热情地指出：“朝邑人民之反抗运动将不远了。”

　　1926年春，被陕西民众驱逐出境的豫西军阀刘振华借直奉军阀向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之机，第二次兴兵祸陕，驱动了8个师的“镇嵩军”闯入潼关围困西安，妄图重新在陕西作威作福。幸有杨虎城将军联合李虎臣等部陕军，在共产党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下拼死守卫，才使古都西安免去城破屋毁、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直到冯玉祥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内蒙古五原誓师后，统率国-军入陕援救，才于这年的11月28日解了西安之围。

　　在长达8个月之久的反围城斗争中，李子谦积极响应中共西安地委的号召，夜以继日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协助守军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工作表现得既突出又扎实。

　　古城西安解围后，陕西省境内呈现出一片国共合作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大好局面。中共陕西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派遣共产党员分赴各地帮助建立、巩固和扩大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以便为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和发展中共组织打好基础。已是共产党员的李子谦根据中共西安地委的安排，以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回家乡朝邑开始国民党朝邑县党部筹建工作。他经过努力首先将朱晦生、党克俭、马吉甫和秦子叙等多名知识分子，发展成为国民党党员，并在县城内东大校场北侧的马王庙东院，组建起国民党朝邑县党部，由子谦担任常务，党克俭和朱晦生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马吉甫任文档。

　　1927年1月下旬，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作为朝邑县被邀代表，李子谦由于事情缠身难以前往，他便自筹经费，委派朱晦生和党克俭赶赴西安参加了会议。

　　李子谦在刚从西安回到朝邑发展马吉甫、朱晦生、党克俭等人加入国民党时，就结合宣讲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力宣传要致力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观念新思想。为了促进朝邑县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春节过后，又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县城内两校的高年级学生刘希堂、刘伯涛、张喜祥、白伯章等和部分青年教师与县党部成员一起参加学习。当时学习的书籍有《陈独秀先生演讲录》、《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列宁主义概论与中国》、《列宁给我们的教训》及许多宣传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小册子。为了大家能够听得懂，学的深，子谦还不时地用通俗的语言进行宣讲，并穿插着介绍别处如何唤起民众起来斗争的情况。

　　这一系列活动，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在大荔这块土地上的传播。这不仅为接踵而来的农民运动与-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朝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来这里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成员，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早在古城西安解围以前，中共中央就在《目前农运计划》文件中，强调陕西发展农运要特别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1927年春，中共陕甘区委亦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强调“陕西最重要的工作为农民运动”。李子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开始在朝邑组织农民协会，掀起农运热潮。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的滋扰，彼时的朝邑县境内，政府、驻军轮番摊派，恶霸地主横行乡里，土匪盗贼白日抢劫，平民百姓朝不保夕。虽有三五村庄的百姓也有自发地组织起社团用以防卫，但这些社团很快就被当地的豪绅所掌握，并变成为其守家护院的工具，而穷苦百姓却因此加重了负担。在此之前，县内已经发生了几次较大的“交农”运动，李子谦与朱晦生、马吉甫等对县内各地的情况分析以后，决定集中县党部的工作人员先从百姓受苦最重、反抗精神亦强的县北部开始发动群众筹建村级农民协会，并响亮地提出“铲除-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等口号。经过十多天的努力，首先在铁镰山上的平罗朱村建立起了全县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随后，附近各村的穷苦百姓们纷纷起来效仿。在李子谦、朱晦生、张重义、马吉甫等的指导和协助下，朝邑县境内的农民运动从西向东、由北往南很快形成高潮，3月份建立起第一个区级农民协会，4月底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正当朝邑县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向前发展之时，传来了革命先躯李大钊被军阀杀害的噩耗。子谦即以国民党朝邑县党部的名义，在县城内召开了各界悼念大会，还亲自撰拟了“不偷生，不苟生，生凭有胆；为国死，为党死，死亦光荣”的挽联，特聘县内书法名家张性初先生予以书写。会上群情激昂，各界代表纷纷上台控诉反动军阀残害革命志士，妄图扑灭革命烈火的罪恶行径。此举进一步激发了大家争取国民革命胜利的热情和决心。

　　为了推动全县农民运动深入向前发展，子谦曾先后指导县内第一个区级农协

　　大定局农民协会，制定了清算原局绅刘乃斌多年贪占粮款和抵制合阳露井国民党驻军团长杨绪的跨县乱征捐税等行动计划；当东高明村农民协会会员李张锡在参加抵制县内驻军乱征乱收斗争时中弹身亡后，子谦不仅迅速派得力人员赶赴高明村协助大定局农民协会负责人张重义处理善后事宜，还亲自面见县城内驻军团长，与其据理力争，最终迫使驻军方面到场认错并赔偿了命价；当县南劣绅薛万宁在村内纠集反动势力，与当地的农民协会作对，并到县上寻衅闹事之时，子谦与朱晦生商量后，进行了仔细安排，巧妙地借驻军团长耿庄之手，将这个死心塌地的对抗农运之徒予以处置；为了让农民协会在震慑不法士绅，打击盗贼土匪，抵制乱收乱派和维持社会治安等方面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子谦和朱晦生等人几经出面，找朝邑县县长和县驻军头目进行交涉，促使他们拿出部分库存弹药，对农会会员进行武装……

　　由于子谦和同志们努力工作，农民协会一时声威大振，县内各村之贫苦农民纷纷踊跃参加。不仅村级农协遍布镰山上下、洛河南北，会员也发展到8984人，朝邑一时成为全陕西省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有名气的县份。

　　子谦在领导全县农民运动的同时，也很注意共产党组织在朝邑县的建立和发展。到1927年的6月后，不仅相继将朱晦生、张重义、马吉甫等经过农民运动考验的骨干分子发展为共产党员，并使得朝邑县的大革命运动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有力的领导核心，还将共青团组织引进了南寨子高级小学和东街职业学校，指导和帮助两校建立了团支部，发展了团员，为后来朝邑学运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27年7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态度右转，指令在陕西主政的参谋长石敬亭清洗共产党员。于是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坏，日渐高涨的农民运动频受打击，刚刚振兴的革命形势逐渐恶化。

　　针对突现的不利形势，李子谦在和同志们进行紧急磋商的基础上，断然采取了几项应对措施。一是把前一段在农民运动中已经“红”了的朱晦生、张重义、马吉甫、党文伯等共产党员撤离县党部，疏散到两宜、南小、乌牛、白龙等地，以教师、学生、政府职员的身份做掩护荫蔽下来；二是公开宣布，解散县农民协会。暗中却主动与农村以防御盗贼为目的逐渐兴起的民间组织

　　红枪会（又名红学会）达成秘密协议，让各村的农民协会以红枪会的名义，整体上保存下来，使之仍能在暗中继续发挥作用；三是把共产党组织在朝邑县的联络中心，由县城内的国民党县党部转移到地方偏僻但有马吉甫担任公职的国民党朝邑县乌牛局。

　　李子谦在安排好朝邑的事情后，于10月份赶赴西安，向党的上级组织汇报了朝邑的情况，并听取了党组织对新形势后的工作安排。由于受党组织委托转送宣传品，他在归途中绕道蒲城县城。不料，他到达县城内的预约地点时，碰到的却是门锁人空，无奈之下他只好打道先回朝邑。但在出蒲城县城门时，他却受到严格的盘查，伪装在点心盒子里的宣传品被搜了出来，当场遭到守城门的军士逮捕。数天以后，子谦又被押送至西安的陆军监狱。

　　尽管子谦被捕后无论是在蒲城还是在西安的关押期间，都是用编好的口供来对付当局的审问。但他明白，凡是被关押到这个监狱的人，能活着出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因而在他心中已经抱定了一死的主意，并暗中发誓道：“瞎就仅我一个人，绝不出卖组织，连累同志。”所以，无论怎样拷打和利诱，子谦总是咬紧牙关未改前言，始终未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幸运的是碰到典狱官肖振盈十分崇尚孔孟之道，很是欣赏子谦谙熟《四书》、《五经》，又有一手好字，特别是该肖又十分迷信梦中之应，因而认定子谦的被捕是受了冤枉，肖振盈一面让子谦替他抄写佛经多篇，以超度其母的亡魂，一面暗地里在案卷中做了手脚。子谦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得以活了下来。半年之后，子谦由任西安孤儿院院长的原师范同学李绪田具保获释。

　　由于狱中的残酷折磨，被释放后回到家中的李子谦头蓬足赤衣破衫烂。一时间父亲的动怒，妻子的抱怨，乡邻的远疏，豪绅的冷眼接踵而来。但这一切，子谦都默默地忍受了，而最让他苦恼的是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后来他经过几番努力，但不仅未能同上级党组织联系上，就连当初同在朝邑搞农运的朱晦生、张重义、党文伯等共产党员，也都因大革命失败后在本地不能立足而投奔他乡；暗中联系上的，只有一个同样是与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马吉甫。此后一段时间内，子谦感到十分的苦闷和焦虑，一直到半年以后，在因参加渭华暴-动而负伤的共产党员张汉泉潜回家养病时，他才从这位当初志同道合之老同学的言谈中，对全国全省的革命形势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

　　李子谦并没有因为革命处于低潮，便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他相信革命的高潮总有一天会到来。

　　在暂时无法获得党组织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子谦联系了马吉甫等人，利用组织或支持亲邻乡友成立“孝义会”“节约促进会”与“禁（鸦片）烟会”等形式，促导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不良的生活习惯；运用创办“农业信用合作社”和“棉花运销合作社”等民间组织，帮助穷苦百姓发展春耕生产，协助广大棉农抵御奸商和0者的重利盘剥。其中的“棉花运销合作社”组织在安仁镇周围发展了六十多个村。

　　为了不断充实和加强自己的革命信念，子谦和马吉甫、张汉泉、张维诚等几个暂时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不仅经常相互勉励，还将暗中保存下来的几本革命书籍，裱糊上《推背图》和《海上花列传》字样的书皮，在各人之间来回传递阅读。

　　在这一时期，子谦的父亲曾托熟人，在县城内的南寨子高级小学给子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但当子谦得知学校安排他讲授诬蔑共产党的“-罪恶”课时，便寻找理由毅然推掉了这份待遇颇为优厚的差事，改去地方偏僻待遇低微的南湾村小学教书。

　　大革命失败以后，那些在农运中曾经遭到打击的城乡封建势力又纷纷抬头，他们虽然并未弄清李子谦的共产党员身份，但对子谦当年领导农民运动致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一事却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对子谦进行报复和破孩。1936年夏收以后，李子谦仅因在与乡邻的谈话中，涉及到国民党当局对百姓的征粮太重，便遭当地一宁姓劣绅诬陷，并以“煽动民众抗粮不缴，对国家前途命运有碍”的罪名，再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押至县城以内，当堂受到严刑拷打。虽然当局由于实在查不出真凭实据而释放他回家，但他却因身体倍受摧残，从此落下了终生未愈的泻血症。

　　1937年冬，一路从冀中西犯的侵华日军，攻占了仅与朝邑县隔河相望的山西永济县城。到开春以后，竟悍然用大炮向黄河西岸猛烈轰击，朝邑和平民两县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沦亡的危机即在眉尖。为了奋起抗日救亡，将近十年来在朝邑这块土地上已濒临窒息的共产党活动，又应时得以恢复和发展。李子谦顾不得自己的抱病之身，立即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党的怀抱。

　　李子谦为人心底坦荡，不图虚名。在筹备建立新的共产党朝邑县组织过程中，中共沿河地委鉴于李子谦以前在朝邑革命活动中的地位和声望，拟议让他仍然承担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但子谦考虑自己已经体弱多病的实际，若再担任领导工作，难免会力不从心而贻误事情，便诚恳地向党组织表示：“只要能给党出力，能给抗日事业做贡献，自己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行。”

　　李子谦不仅行如其言，刻苦认真，而且考虑问题做起事来也很细致周密。一次，党组织安排他去泾阳县给冯文彬主持的安吴青训班送材料。临行前，他不但将要送的材料铺平分别缝入被子和腰带中，还坚持要青训班派来朝邑联系工作的交通员，换掉当时在东府一带的农村中比较少见而极易惹人注目的八眼布鞋，然后，才和这位同志装扮成合伙出门打短工的模样上了路。为了避开沿途国民党关卡的盘查，李子谦和同伴起早摸黑徒步数百里，一路上绕村镇，住场房，吃冷馍，喝生水，0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李子谦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由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中共朝邑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无力顾及营救，全靠亲戚朋友凑钱上下奔波左右打点，才使他从狱中获释。为此，家中还卖掉部分房产和田地，使得原本底子薄、负担重的家境变得更为窘迫。屋里的事，地里的活，皆因无钱顾及帮工，全靠一家人自己去干，但为了照顾子谦那倍受摧残的身体，父亲、妻子和兄弟等平日还是尽量让子谦少出力，多休息。今见子谦又不顾抱病之身，整日没黑没明地在外边跑，甚至几天还不见人，家人口中不免露有微词。子谦觉察到这个情况后，一方面努力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与家务，一方面苦口婆心地给家人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家人原是怕他再在外边惹出麻烦，听他解释后心中才算是有了底。特别是老父亲本就深明大义，现在更是为儿子一心为国家为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所感动，便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子谦的身体不好，屋里屋外的活就让他少干点，让他多做些抗日工作，去为国为民尽忠吧。你们在这事上要包容一些，多干点家务和农活，就算是为父尽孝了。”

　　有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子谦工作起来劲头更大了。1938年秋，中共朝邑县委安排李子谦和马子鑑、卫鑫、于君志四人到延安抗大参加学习。子谦接到通知后毫未推辞，咬牙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跋山涉水直奔心中的革命圣地而去。

　　经过延安抗大培训后的李子谦，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政策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在1939年秋回到朝邑时，正逢中共朝邑县委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决定在县北部人市两旺的安仁镇，开办一个商铺，作为党开展工作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委托子谦和马吉甫、马子鑑、张殿臣等具体筹办。在新联络点开办以前，子谦和大家一起，对中共朝邑县工委原来于县城内开设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书报社，在开办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被强行封闭一事，进行了仔细讨论，在分析过程中，子谦提出该书社的股东朱晦生和张重义，都是大革命时期已在朝邑“红”了的人物，势必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与怀疑。为此，他大胆提出在新联络点开办时，可在安仁镇周围或稍远地方，聘请几个平日里思想较为民主、作风沉稳又能在朝邑政界讲得起话的地方乡绅或政府职员，参加到股东会中，并要让这些人能得到实际利益。只要我们在平时工作中加以注意，这样做不仅不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影响，还能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意见反映到县委以后，立即得到赞同，认为子谦的提议很符合党的-政策，只要工作做得好，将会给我们的联络点增加一层保护色。此后，子谦等几经努力，聘请了国民党乌牛乡乡长马爱亭、县政府财政科的余伯哲、盐池洼盐场经理王叔才、安仁镇药店掌柜刘志强和地方富户王洪伸等参加了股东会。由于共产党员马子鑑既会经营，且是马爱亭的胞弟，特被安排为商号经理，张殿臣为股东代表。子谦和马吉甫因为过去都闹过农运，只是暗中负责党内联络的事，未担任公开职务，大家又给商号起了一个最普通和不带任何色彩的名字

　　利群实业社。

　　由于子谦能深刻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利群实业社开张以后，党内党外的事情都办得非常顺利。不久，又通过马爱亭的关系，给利群实业社争取到代办邮政的业务，这是为党组织南下北上越关过卡递情报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个联络点一直坚持到1949年3月朝邑取得解放，且从未引起过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与怀疑。

　　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的经济-，中共中央从1940年起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这年秋，在边区机关生产科工作的原朝邑县工委书记张重义赶回家乡，与中共朝邑县委商议后，决定由县委组织党员为陕甘宁边区筹送棉籽、土布和医药等物资。

　　当时正处在国民党掀起-高潮时期，地处国民党统治区的朝邑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已因时局的艰危而按照上级安排转入“荫蔽待机”的状态。但子谦和马吉甫、马子鑑、张殿臣等接到县委的安排后，并未因革命条件异常艰危而裹步不前。他们不仅积极设法筹措资金，假借做生意为名，在县北部分地设点，以市价收购棉籽和土布，还买来10多台轧花机在安仁及周围各村以给人轧花换取棉籽。在两三个月时间中，共筹措棉籽20多万斤和部分土布、医药等物资，并设法安全运往延安。

　　此后，子谦由于泻血症等疾病的折磨，身体比以前更为孱弱了，特别是原有的眼疾更加严重，视力大为下降，难以出外参加革命活动。但他仍然设法让家人约请老友马吉甫等前来家中，叙谈本地和外面的时事、政治等情况。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高涨，1948年10月中共平朝工委根据彭德怀司令员关于“策应西野大军进行荔北战役”的指示，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常备大队及县北六个乡的乡保举行的武装起义。由于子谦行走困难，党组织事先未曾安排他参与这次活动。子谦在起义的前夜知道情况以后，顿时激动得难以入睡。第二天天还未明，他便忍受着病体的折磨，叫醒胞弟李子正，一同赶往五六里路以外的安仁镇。一进东门，就用连夜准备好的粉笔在沿街两面的店铺板门上，书写“打倒国民党，欢迎共产党！”和“打倒蒋介石，欢迎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等标语和口号。

　　朝邑起义的成功举行，象是给子谦的身体注入了兴奋剂。中午，他让胞弟子正先回家去，自己坚持把南街一路写完。然后，又留在安仁乡起义后的指挥部，帮忙书写标语和出黑板报，把党的政策及时公布给群众。晚上，子谦也不回家，就借宿在过去曾帮过工的同村人张相乐在镇上开设的线铺子中。一直到10月中旬形势发生变化，西北野战军各纵队与参加朝邑武装起义的部队北撤之后，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返回家中。

　　1949年3月朝邑县解放后，年近半百的李子谦曾多次到县委要求党组织给自己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县委考虑到他多年来已积劳成疾，劝其在家中先行养病和休息。1950年7月21日，子谦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李子谦是工作在大朝地区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组织在朝邑的创始人，也是大革命时期朝邑农民运动的最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为了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和镣铐，大义凛然、机智勇敢；他在身体饱受国民党当局摧残的情况下，仍能以超人的毅力向着党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地迈进。尽管他这迈进的步伐是艰难的，沉重的，但却是坚定的，昂然的和始终的。

李子谦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家乡的人们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