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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西北野战军和中央、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有8万余人，每月需要粮食1.6万多石。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在半年多时间里，发给贺龙、习仲勋要求补充前线军粮的电报就达20多份。保证前线官兵的粮食供应，成为习仲勋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的头等大事。但边区灾情严重，农业减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按照党中央的决策，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北财经办事处，实现了陕甘宁和晋绥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使两区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和西北农民银行。为了保障军粮供应和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西北局于1948年1月5日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同时还指示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兵站，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工作，使西北野战军所到之处能及时得到军粮供应。

　　在这一阶段，习仲勋还正确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与边区实际相结合，提出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土改政策，及时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他经过详细调研全面了解情况，将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在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的一个多月内，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于1月9日回电表示同意习仲勋关于土改工作的意见，并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版，第264—265页。）1月20日，毛泽东将习仲勋的第二次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70页。）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第三次电报稿，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土改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属于老解放区，土改工作组从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将黄家川村土改经验材料，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黄家川经验对全国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普遍的指导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老区黄家川调整土地的经验》，与晋察冀区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两个典型一起，在全国推广，并亲笔批示：“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习仲勋和西北局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将“抽肥调剂”作为陕甘宁边区今后土地改革的指导方针，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到1948年4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的地区中，调剂土地90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经过边区军民浴血奋战，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此外，习仲勋密切配合彭德怀、贺龙，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利用战斗间隙，领导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掀起新的练兵高潮，“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空前提高，以新的姿态迎接战略反攻的作战任务”（《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283页。。新式整军运动刚一结束，西北野战军就转入外线作战，于1948年2月下旬进行宜川、瓦子街战役，一举歼敌5个旅近3万人，创造了“影响中原形势的西北空前大捷”。毛泽东于1948年3月7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文章《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页。）

　　四、制定新解放区工作方针，积极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

　　1948年春夏，随着西北野战军进入国统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关于如何恢复和建立新解放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和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习仲勋对新解放区的这些工作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积极准备。他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了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在新区则情况完全两样，“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习仲勋文集》上卷，第80页。）。

　　为了制定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习仲勋重点调研了新解放的黄龙分区的情况。1948年7月14日，习仲勋就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对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建议，请求中央指示。习仲勋认为，新区解放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然后才在较巩固的条件下，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为提高派到新区干部的理论水平，习仲勋建议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克服自以为是、各自为政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不创造一套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要贯彻党在新区的正确政策是不可能的”。（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第82—86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给予高度评价。7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习仲勋：“报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项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加讨论。我们已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习仲勋传》上卷，第578页。）

　　在7月19日至8月4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习仲勋指出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目前新区不进行分土地、分浮财，而把打击目标只限于反动武装力量和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习仲勋认为，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为了准备今后继续发展新区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的大批培养干部上去。”（《习仲勋文集》上卷，第99—100页。）西北局干部会议一结束，习仲勋的报告迅速传达到基层，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逐步落实到陕甘宁边区和新解放区。

　　随着一些城市的陆续解放，“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习仲勋负责接管西北地区新解放城市，对城市接管工作进行周密部署。1949年1月11日至23日，他在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对西北人民解放军今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指明了政策方向。习仲勋认为：“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北地区工作经验，习仲勋提出了今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对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对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对于一般旧的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第二，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第三，至于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第四，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继续生产，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第五，对旧的企业组织必须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合理地去改造。他说：“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习仲勋文集》上卷，第111—112页。）

　　根据这一基本方针，习仲勋提出接管城市的三大任务，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则不要去没收，而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参见《习仲勋文集》上卷，第112—114页。）

　　2月8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强调，“今后政府工作的中心应放在广大的新区上”，为“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新区”准备政策和干部；过去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要系统地确定并切实贯彻下去；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使他们成为建设新区和城市的干部。（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3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9页。）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标志着西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开始实行战略转变，逐步由老区转向新区、由乡村转向城市。

　　西安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放西安对整个西北影响重大，习仲勋为解放和接管西安投入了很大精力。早在1948年12月，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共西安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西安地区党组织的活动迎接西安解放。1949年2月28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做好接收西安的各项工作。5月10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在延安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要求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全体干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参见《群众日报》1949年5月12日。）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习仲勋带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延安迁驻西安，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进入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在习仲勋领导下，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广大城乡接管工作顺利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恢复建设初步展开。各城市遵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按旧系统统一组织接收，原封接收后再行分配。这些城市接管的做法和经验，为接管西北地区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这一阶段里，习仲勋还领导了西北军区同驻守榆林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和平谈判。榆林于1949年6月1日和平解放。习仲勋领导的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项二十四款为谈判基础，解决方式介乎北平、绥远之间”（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解放》上卷，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习仲勋指出：“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一个榆林方式（这与北平、绥远方式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习仲勋文集》上卷，第123页。）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成功范例，也为毛泽东决策“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提供了经验，对于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宁夏、新疆两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国民党守军后来也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总之，习仲勋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工作业绩，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后来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老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习仲勋文集》上卷，第588页。）